从战争文化视角探讨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
“基于效果作战”就是以效果为基点来筹划和指导战争。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是其多年作战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其战略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可追溯到海湾战争，后经过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逐渐演变为美军指导战争的思想理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如下战争文化的基础上的。
以强力谋求霸权
任何一个理论都有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都是民族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也不例外，它反映出美利坚民族通过强力建立霸权、谋求利益的意志，是强力意志思维定势在现代军事领域的具体表现。
民族心理：“基于效果作战”的精神动因
异化的“使命感”是形成“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一个精神动因。早期的英国清教主义“宿命论”被殖民者带到美洲后，逐渐演变成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来拯救世界出苦海的特殊国度。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民族优越感和使命感异化为对不断强力扩张、追求全世界领导地位、时刻保持绝对优势的一种渴望。纵观美国历史，强力扩张性不仅成为其传统，而且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已积淀成为美国深层的社会心理。
病态的“危机感”是形成“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另一个精神动因。在美国文化中，危机感存在于整个民族的心里。早期移民来新大陆“淘金”的“美国梦”，没有周为财富的增长而减弱，反而总感到自己的地位处于威胁中，在潜意识里害怕别人强大。即使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仍树立假想敌人、把自己置于假想威胁之中。这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铸成了美国的社会心理和民族特性，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为了追求“救世使命”和化解“危机感”，美国不断寻求体现自己强力意志的方式并实践之；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秩序中的领先位置，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强力扩张心理。因此，在军事上，体现救世主“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形象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诞生，就成为了当然。
实用主义：“基于效果作战”的哲学基础
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哲学。它不但影响着美国人的世界观、战略观，而且指导着美国政治、军事的决策和行动方式。
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本土哲学。其代表人物詹姆斯的核心思想是“有用即真理”；代表人物皮尔士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从“效果”来决定意义的规则，集实用主义之大成者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的民族精神。
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并且竭力追求权力。人组成的国家也具有追求权力的倾向。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不断冲突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权力，有了权力才能有安全。
实用主义哲学和现实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人以“能否实现预期目标”来判定事物价值的观念。体现在美军作战理论上：一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使用强力军事。美国通常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实现其霸权地位。二是为实现既定目标而摒弃道德约束。美国有时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人道主义原则，发动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三是为达成现实的作战目标而综合运用多种作战手段。如在战场上使用贫铀弹等禁用武器。四是军事理论不求完善、但求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可以说，“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就是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哲学在军事理论和军事行动中的直接体现。社会达尔文主义：
“基于效果作战”的价值取向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中心思想。然而，这种理论很快就被一些所谓的学者移植到社会领域，发展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在欧美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1901～1909年在位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期福，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他在《赢得西部》的著作中，把占领印地安人生活的西部地区，说成是“种族发展的历史权利。”
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排除人本道德等社会因素。体现在政治、军事上，就是把综合实力优势作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发展、拥有并使用先进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取得绝对优势，已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要取向，以及“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的基础。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影响下，美国军事思维和作战理论的演变与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当然，美国自进入资本主义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一直位居世界前茅，这也为把先进武器与作战样式相结合提供了可能。自海湾战争以来的实战中，美军吸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教训，提出“零伤亡”理念，强调依靠先进武器装备、以最小的伤亡取得胜利。美军又把理论放到战争中去检验，为绝对优势理念在作战理论中拓展了思维空间。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被打击对象与美国相比军事能力非常弱，战争态势形成向美国一边倒的局面，高技术武器在战争中的价值得到充分验证。
以效果决定行动
在“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中，效果不仅是思维的目标，更是思维的起点。该理论的中心思想在于，把通过作战打败对方、体现自身的绝对优势作为作战效果的评估指标，而不太顾及军事行动导致的非人道主义后果。在思维方式上，不是行动产生效果，而是效果决定行动，也就是先确定效果期望值，再寻求迅捷、经济的行动手段。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军事打击以取胜对手为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与军事行动融合。在军事行动层面上，战术、战役可以突破本级战术、战役、战略之间的界限模糊化，三者处于战略效果的同一层级、一个板块上。军事行动层级的平面化，简化了战略目标的实施，在根本上保证了战略目标实现的可控性。军事行为的可控性又保证了实现战略目标的稳定性。因而，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在目标与效果间相互因应，不断循环修正、螺旋上升的保证机制。
预期的战略效果决定军事战略
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海外战争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树立和强化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强权形象，谋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有军事行动都直接指向这一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不是很在乎行动过程中形成的军事价值。
中东是美国的战略要冲和经济命脉，美国以确保在该地区的利益作为战略目标。海湾危机爆发后，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因此成为了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沙漠盾牌”行动是威慑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是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亲美新政权从而控制伊拉克，因而，美国不惜制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蒙蔽美国人民。误导世界舆论，强词夺理地发动了一场以预期战略效果所决定的伊拉克战争。
预期的战略效果还决定了战争的打法。两次对伊战争中，美军并不打击油田及经济基础设施，战略目标达到后军事行动即停止。这是因为，对伊战争不是为了摧毁伊拉克的经济基础，而是为了由美国来控制它。而科索沃战争就不同了。美军不但摧毁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军事基地、指挥控制中心等军事目标；还摧毁了铁路、公路、桥梁、电力系统和医院等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是因为美国要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对美构成战略威胁的对手，维护其在欧洲后院的秩序。
在上述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并不以军事打击效果来评判战争价值，而以是否实现国家目标为准。也就是说，“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排除了过去“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实现军事价值、又以军事力量为基础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渐进性形式，而建立起“直接实施军事行动以达成现实战略目标”的跨越式的、效果决定行动的流程。
预期的作战效果决定作战行动
在预期作战效果与作战行动的关系中，预期作战效果是常量，作战行动样式是变量、是随机的。为使作战行动的结果接近常量、减少随机性、确保作战行动的效果，“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把基点建立在打击敌人的能力上，即不以消灭敌人多少、而以敌人是否失去战斗能力为评估标准。
在力量运用上，“基于效果作战”强调综合使用国家全部军事和非军事能力，形成非对称优势。在“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国动员和部署了大规模的后备役部队；并利用中东国家对伊拉克扩张野心的担忧和西方国家对石油供应问题的关切，进行广泛的国际动员和外交攻势，成功组织了反伊联盟，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
在作战样式上，“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强调震撼人心的效果和多种力量并列推进。一是手段上，从过去的“集中兵力”、“集中火力”改为“集中效果”，通过集中摧毁对方物质实体、造成对方心理失能，达成战略效果。如科索沃战争中，美对南联盟进行78天的连续轰炸，瘫痪了南联盟作为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础；迫使其投降。二是打击对象上，平行打击对方各种力量。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伊国家领导人和指挥系统等战略级目标、防空系统等战役级目标以及作战部队等战术级目标，同时实施攻击。三是时空上，集中时间对敌方领土实施全纵深、全维度的打击。如对伊战争中，美英统帅部的战争预案是“南北对进、中心开花”，在同一时间内对伊全境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打击。
以系统承载功能
美军“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充分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功能的载体、功能是系统的作用。系统论强调系统运行的目的性，即系统是按一定的目的性所支配的方向而运行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所强调的运用国家力量系统、最大限度发挥系统功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就体现了“系统－功能”的目的性。
美国强大的国力为国家力量系统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可靠的能量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又增强了系统的功能。可以说，美国的国家力量与战略目标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从90年代以来的战争看，美军在作战中使用了物质摧毁系统和精神摧毁系统两个力量系统。它们平行运行、相互耦合，在效果牵引下发挥各自功能，促进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物质摧毁系统
尽管“基于效果作战”理论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和精神因素，但在实战中，美军仍以大规模战争行动，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以大规模的破坏手段为基础来制胜敌人。而且，对敌高强度、大面积的物质摧毁多在战前政治、经济和精神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的情况下进行的。物质摧毁系统的功能，就是消除敌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如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使用可产生巨响和闪光的高爆炸弹，对塔利班前线部队进行攻击、在雷场开辟通道；使用可产生热力和冲击波、形成大面积真空杀伤区的温压弹，对塔利班的地面工事、地下掩体和各类建筑进行打击。在伊拉克战争的“斩首行动”中，美军出动隐身战斗机携带“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巡航导弹，基本摧毁了伊指挥系统，使其失去统帅部指挥、成为一盘散沙。物质摧毁系统对夺取整个战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组合物质摧毁系统时，“基于效果作战”理论把系统的功能建立在高能量、智能化武器和装备上，确保系统能达到摧毁物质的实效。但是，物质摧毁系统只能摧毁物质和人的肉体，而不具备摧毁战争主体——人的思想的功能，不能直接实现战争的战略效益。因此，物质摧毁系统并不能完全实现战争的胜利，表现出局限性。
精神摧毁系统
“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主张集中物理、功能和心理效果达成政治目的。因此，美军以精神摧毁系统配合物质摧毁，以超震撼的精神打击剥夺敌抵抗意志，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双管齐下。精神摧毁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主宰信息，影响敌判断，震慑行动，施加心理压力：瘫痪重心，摧毁敌节点；打心理战，瓦解敌抵抗意志。从而通过认知、受击到失能的全心理过程，造成敌人的精神摧毁。在最近几次战争开始前和过程中，美国都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胁迫对手，妄图改变其意志。
精神摧毁系统功能的实现，建立在物质摧毁系统功能的基础之上。物质摧毁系统虽然不能完全达成预期的战争效果，却通过施加心理压力，为精神摧毁系统实现功能创造了条件。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出动大量战机，发射数千枚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对巴格达等城市进行史无前例的高密度轰炸。在削弱伊军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伊军民的抵抗意志。所以，最近的海外战争中，美军把物质摧毁系统和精神摧毁系统有机的结合起来、平行使用，相互弥补不足，取得了好的效果。
